四川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温柔”的贫困研究者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 朱虹摄

2016年11月的最后两天，59岁的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和同事驶入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穿城而过的旧铁路，唤起了他儿时的记忆。

小学五年级，郭晓鸣坐火车到喜德县拉克乡过暑假，他的表在当地矿山工作。没想到，几十年后，距离拉克乡14公里外的另一个村――贺波洛乡尔吉村又和他有了交集。

喜德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尔吉村位于县城的东北向，距离成都市区大约7个小时的车程。山路坑洼泥泞，郭晓鸣和同事数次下车帮忙引路甚至推车。

颠簸中，郭晓鸣的手机响了，“提醒我到吃的时间了”。因同时患有糖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医生建议他少奔波劳碌。他却随身揣着盒，走乡入户做一手调研。 “我更在乎生命的宽度，而不是长度。”郭晓鸣希望，用知识改变乡村。

30多年的农业经济、扶贫研究生涯里，郭晓鸣提交的政策建议中，有10多份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

眼下，郭晓鸣和团队推动的“尔吉村社区互助资金”是为探索与四川彝族地区贫困特征相适应的精准扶贫施策方式，创造条件让农民参与进来，让贫困农户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

把自己当成农民，才能倾听到农民的心声

因为路况不好，车子只能开到尔吉村村口的斜坡上，郭晓鸣搬了块石头垫在后车轮下，防止车子溜坡。刚到村委会门口，便听见孩子们的嬉闹声。村民们在领军大衣和防寒棉被，孩子们躲在长辈大衣衣襟里玩起了捉迷藏。

四川省社科院自2007年起在喜德县展开扶贫工作。到了2015年，开始定点对口帮扶。大衣和棉被是社科院为帮助贫困户过冬购置的。

郭晓鸣乐呵呵地问村书记阿的木呷大衣的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所有贫困户都可以领到？穿起来暖不暖？

郭晓鸣的学生们说，只要站在村民中间，他总是满脸笑意，问的都是老百姓的感受和需求，这是他下乡走访的方式。他对农民的感情，始于40年前。1976年，19岁的郭晓鸣在四川雅安天全县大寨公社当知青，与当地农民共同度过了一段最为艰辛的贫困岁月，“哪怕家里就剩一碗粥，村民也会分给你喝”。

2016年10月初，郭晓鸣带队到尔吉村调研，了解到村民有种植花椒、养羊的发展意愿，由于严重缺资金，村民之间也有高利率借贷行为。四川省社科院决定出资20万元帮助该村成立社区互助资金，自我管理，滚动使用，村民可以有条件的申请借款。

此次，郭晓鸣和团队与吉村村两委、互助资金管理小组成员，就资金运行的细节进行进一步讨论。借款人资格、还款时间、利息、管理经费……村民用彝语相互交流着，村支书做翻译，管理小组的出纳阿说阿各发言很主动。谈到有借钱不还的可能时，管理小组想等村民有钱再还或提高还款利息，郭晓鸣建议要有限制再借的约束。讨论期间，郭晓鸣让研究人员分烟给村民。会后，郭晓鸣和返乡的年轻人聊起对项目的看法，很自然的点燃了年轻人递的烟。

“他总说，把自己当成农民融入农民，才能倾听到农民的真实想法和心声。”一旁的四川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虞洪眼神中满是心疼，“郭老师平时是不抽烟的，他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抽烟。但他每次下村调研都会带着烟和糖果，也从不拒绝村民递烟。”

郭晓鸣告诉村民，大家讨论的内容会变成制度，以后要按制度执行。他希望村民参与制度的建立和后续管理，而不是村委会定好制度后村民简单的遵守。

结束讨论，郭晓鸣带着粮油和文具看望对口帮扶的贫困户。彝族年刚过，户主勒尔洋芋就外出打工了，家里剩下母亲和妻子布有伍日，3个孩子在乡上住校。

郭晓鸣顺手搬起小板凳和伍日坐在地上聊天。伍日想借些本钱多种些花椒，可家里已经借了6000元修房子。郭晓鸣告诉伍日，种花椒要稳步来，等村里的互助资金运行后每户都能借2000元，但借了要记得还。

尔吉村有3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像伍日家一样缺技术、缺资金，只有外出务工的零散收入或少量的土地收益的现象普遍存在。“人对人、户对户虽是有效的扶贫方式，但一些极贫户缺乏基本发展能力，尤需通过互助合作增强脱贫信心。”郭晓鸣说，在类似彝区的贫困地区，社区贫困农户的集体行动特别重要。

返回的路上，郭晓鸣背着磨旧的双肩包，握着村民给的圆根萝卜，望着正在建设的彝家新房，满眼是道不明的情绪。遇上村民，郭晓鸣总是不厌其烦的聊起家常，新房子盖的怎么样、花椒的行情好不好……

说起对郭晓鸣的印象，25岁的村民曲木阿木用了在乡野间很少出现的“温柔”一词。

郭晓鸣到四川凉山州喜德县尔吉村调研。 朱虹/摄

与农村结缘34载，发表研究成果400余篇

2016年，郭晓鸣下乡的频率有多高？长期随他下乡调研的虞洪博士说，“自己提车一年半，跑了6万公里，大部分都是和郭老师一起的田野调查。”手机计步软件显示，郭晓鸣在成都上班时每天走四五千步，到农村调研就是16000步。

这一年，郭晓鸣独立或合作发表论文26篇，立项课题研究28个。其中，与国家行政学院两位学者合作完成的《当前扶贫脱贫工作出现的新问题》获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批示；《利州经验：以农村产权改革助力脱贫奔康的创新性探索》获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批示；《发挥宜宾市春风村在全省脱贫奔康中的典型示范带动作用的建议》、《关于加快发展壮大四川马铃薯种业的对策建议》、《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成都经验及对我省的启示建议》等10余项政策建议均获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

从1982年起，郭晓鸣就从事农经理论和政策研究，研究范围涉及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合作经济、扶贫攻坚、现代农业发展等。他和团队提交的政策建议中，有10多份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及核心刊物上公开发表研究成果400余篇，获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60多项。

郭晓鸣把坚持下乡调研视为一种职业的本分。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的一次调研，被学生们称为印象最深刻的经历。四川省社科院2003级研究生、现任区域经济所所长廖祖君回忆，路途中遇到大暴雨车子陷进泥坑，郭老师带着学生们下去推车。穿着鞋子陷在泥里使不上劲儿，就脱掉鞋子光起脚。返回时桥被冲断了，大家伙只能翻山返回村上。

四川社科院2013级研究生王蔷虽没有经历过早些年的艰苦，却也有难忘的调研故事。“有一次在通江县梨园坝村做资金互助社的调研，夜里发现老鼠在房梁上窜来窜去……”

34年的研究工作没有让郭晓鸣成为书斋中的学者，他始终保持与农村零距离。对 “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让郭晓鸣深刻意识到农业经营制度正发生深刻变化。“‘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种什么地’成为各地面临的共同性矛盾，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任务己极为紧迫。”郭晓鸣说，要破解中国农业的这种困境，就得寻找一个低成本流转土地，同时不对农民产生一种挤出效应的新模式。

2013年，四川崇州“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让郭晓鸣眼前一亮。经过一年多的调研，郭晓鸣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两位专家，把崇州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方式，总结提升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综合服务“三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最终，研究报告通过国务院发展中心报送中央。

2016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由此，农业共营制开始在全国加以推广。

“这种研究虽然不是与扶贫直接相关，但关注了现实中间基于一些重大问题破解的实践探索，并进行一些前瞻性的深度总结。研究可能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转变的基本方向、政策制定和调整产生关键性影响。”郭晓鸣说。

“并不是因为眼下国家重视扶贫才开始关注，前几年他就投入精力关注减贫研究。”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巡视员张海鹏谈起郭晓鸣时说，“难能可贵，是因为这样的报告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深入一线做调查分析”。

下乡调研时，山路泥泞，郭晓鸣带学生下车推车。（资料图）

做贫困研究，不能以简单的批评角色出现

11月6日，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郭晓鸣谈到中国动员如此庞大的扶贫资源，并将其渗透到所有的乡村和贫困村，这是全世界没有的。“无论基于何种立场，在反贫困领域里，都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给中国政府点赞。”

“做农村研究、贫困研究，要有胸怀和眼界。用纵向的历史眼光、相对独立、科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变化，不能以简单的批评角色出现。”郭晓鸣说，确实还存在问题，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对比过去，“不得不说中国农村现在取得的成就是极为巨大的。”

通过对四川秦巴山区、凉山彝区、高原藏区等集中连片区的多个贫困县的调研，郭晓鸣完成的研究报告《当前扶贫脱贫工作出现的新问题》，客观的提出了目前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帮扶部门的差异导致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整合缺乏实施细则、扶贫资源投入过于强调精准到户而弱化了集体行动能力……同时给出了对策建议，例如探索建立行业扶贫资金的县级整合制度，加快建立扶贫项目资金公开制度和违规使用责任追究制度。

“他的研究报告都是从一线调研而来，所以问问题比别人问的实在，更能对新生事物有预见性和创新性。” 四川省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思铁评价。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知识结构和所观察到范围都不能与快速变化地、信息爆炸的时代相抗衡。”郭晓鸣从不记得下乡经历过什么困难，只记得每次调研发现什么问题，只有当谈到团队时才流露出少有的骄傲。

“郭老师喜欢‘铸’人为乐”，虞洪博士说，“特别注重对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重视团队合作”。

2016年，四川对相关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作年度考核提出量化标准，要通过第三方评估助力扶贫工作求真务实。10月下旬，郭晓鸣带着团队完成了四川通江县的第三方评估。11月29日，在出发去尔吉村调研的当天上午，郭晓鸣特意挤出时间参加新一轮第三方评估动员大会，总结前期通江县评估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评估工作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给学生们“上发条”。

“为按时完成脱贫任务，一些地区出现了以外部大规模资源集中投入方式实现数量和形式上的脱贫。”郭晓鸣担忧，一些贫困户有了福利依赖，争取或等待成为贫困户的现象开始出现，会让精准扶贫工作偏离政策初衷，对外部帮扶的过度依赖潜伏着大规模返贫的风险。

郭晓鸣想通过诸如尔吉村社区资金项目，尝试提高贫困农户的参与度，使之能够充分表达利益诉求，愿意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主动付出更多努力。

行走四川农村34年，郭晓鸣一直坚持认为农民是理性的，农民有基本的利益选择的本领，只是缺乏参与的机会。解决农民问题，农民参与是最关键的。2017年，他将和团队关注扶贫的长效机制，希望充分发挥农村社区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将精准扶贫工作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有机结合，推进贫困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社等合作组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