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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一个创想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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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提出的“大设计”,连接卢浮宫和杜乐丽宫,使其成为欧洲最壮观的皇家建筑群。

“卢浮宫的创想――卢浮宫与馆藏珍品见证法国历史800年”展览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主办的“卢浮宫的创想――卢浮宫与馆藏珍品见证法国历史800年”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展览不仅展出了126件套来自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部和欧仁・德拉克洛瓦博物馆(隶属卢浮宫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而且以实物与图片的方式,重现了卢浮宫从始建之初,历经弗朗索瓦一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各历史王朝800多年来不断丰富的王室收藏历程。“创想”一词犹有深意,因为它不仅是人类最杰出艺术品的展现,也是一座伟大建筑物生成历史的呈现。

“卢浮宫”为什么不叫做“卢浮博物馆”呢?只是在卢浮宫的中文网站,才能看到“卢浮宫博物馆”字样频繁的出现。莫非它也像北京的故宫和“故宫博物院”的关系那样,和法国王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也正是这样,因此我们不妨说,卢浮宫的创想,不仅隐含在那些伟大的艺术品之中,也同样隐含在卢浮宫建筑群的变迁史中,追踪这座建筑的前世今生,我们同时也能看到法国王室的更迭,以及各个时期权贵、艺术家、收藏家之间的关系。

和艺术不沾一点边

历史学家一直以来对卢浮宫所在地的文明起源争执不休,据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4500年,就有游牧民族在塞纳河的两侧驻扎。在铜器时代末期(公元前1250年至750年), 卢浮宫所在地还只是一片荒野之地,人们耕种土地并开始建立农场,直至罗马时期,才出现了黏土采矿业,供周边城市建设使用。“Louvre”这个词的词源也一直是个谜。有人说它是一个文字游戏,“Louvre”和l’ uvre的发音相似,而l’ uvre在法语中有“杰作”的意思。 有人说它的词源是和凯尔特文化有关。虽然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如今,在西岱岛地区,就有一个叫做“Louvres”的市镇。

卢浮宫的诞生最初要归功于菲利普二世(1180年至1223年在位)。这位国王通过他一生的努力,摆脱了英国统治下的安茹帝国,击败了德国、弗拉芒和英国的敌对联盟,将法国从一个小小的封建王国变成了一个繁盛而强大的欧洲国家。他重新组织法国政府,鼓励新兴的资产阶级,并使国家在经济上趋于稳定。为了国家的安全,王权的巩固,他在巴黎周围修建了城墙。为了弥补他在军事防御上的弱点――城门和塞纳河的交点,他决定建造一个防御城堡。卢浮宫由此应运而生。菲利普二世的工程师们设计了一个方形的建筑图,由沟壕环绕保护,并且在四个角落以及四围中间的地方设立了圆柱形的防御塔。城堡的庭院中间立着一个半径为15米的“巨型塔楼”(Grosse Tour),既是国王藏宝的密室,也是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菲利普二世的仇敌费迪南德(Ferdinarnd)就被囚禁在那里长达13年之久。如今已经看不到塔楼的存在,但在1980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它的遗迹。菲利普二世建造的卢浮宫和艺术扯不上一点关系,也不是为了居住,纯粹是一个保护巴黎军事防守要塞。它的位置在当时也不像今天一样处于城市的中心,而是在巴黎的边缘。

国王的“新家”

使卢浮宫从真正意义上转变为皇家住所的是国王查理五世(1364年至1381年在位),当时,卢浮宫周边开始兴起了一些城区,巴黎随之逐渐向外扩展。查理五世于是在新城区的外围建立了第二道城墙。这样,卢浮宫便夹在了两道城墙之间,逐渐削弱了它在防御地位上的重要性。随着查理五世在卢浮宫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决定在卢浮宫西边三百米外新圈一块地,并任命他的建筑师Raymond du Temple 把这个曾经的军事城堡改造为一个新式的国王之家。建筑计划中包括在城墙上开凿更多的窗户,以便于采光,另外建筑的上半部被抬高,并加上了具有装饰性的高高的天花板。查理五世在卢浮宫的另外一个重要举措,是在西北翼建立了一个图书馆。这位热爱科学的君主被称为“智者”,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就好比今天的科学家。查理五世饱览群书,常常因为读书而废寝忘食。他所建立的“国家图书馆”占地三层,收藏了上千册的手稿以及珍贵的书籍,从罗马的历史到亚里士多德的文集类别广泛。图书馆不仅是国王思考的地方,也成为学者集中抄写和发散重要文本的智力中心。

然而好景不长,从14世纪开始,法国天灾人祸接连不断: 寒冬、饥荒、蔓延欧洲的黑死病,加上农民的频繁暴动,不断打击和削弱着君主体制。英法“百年战争”在本已脆弱的统治上又施加了重重的一击。国王决定离开巴黎,改迁在卢瓦尔河谷的城堡(Chateaux de la Loire)居住。1420年,英国人占领了巴黎,进驻卢浮宫。然而,在他们眼前的这座皇家宫殿,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辉煌。相反地,它空荡荡,脏兮兮,如同鬼影一般。卢浮宫就这样被遗弃了快一个世纪,直到弗朗索瓦一世(1515年至1547年在位)统治期间,才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和文学家,他邀请意大利的顶级艺术家来法国工作,掀起了法国的文艺复兴大潮。达芬奇也是受邀的艺术家之一,而蒙娜丽莎则是那个时候被国王相中收入囊中的。让弗朗索瓦一世重回卢浮宫的原因是Pavia战役的失败,这次失利让他在西班牙的监狱里蹲了整整一年。当他终于重新回到法国的时候,决心要重新控制巴黎,并把主要住所定在那里。他决定重建卢浮宫,并拆除巨型塔楼,但这项工程直到亨利二世(1547年至1559年在位)统治时期才得以全面开展:西边新建了一个以女像柱作为装饰宏大的舞厅;南边则设立一个专门为国王设计的大型亭子,俯瞰塞纳河。建筑师皮埃尔・莱斯科(Pierre Lescot)统领整个工程,其他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如Jean Goujon和Scibec da Carpi等也纷纷参与其中。在这之前,所有法国宫殿的内部装饰只有零星的油画,从没出现过雕塑。而莱斯科借鉴了古代罗马的宏伟建筑以及当代意大利建筑师的创作,大胆使用雕塑作为卧室和楼梯的装饰元素,使整个建筑充满文艺复兴的古典气息。这也使卢浮宫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建筑,如巴黎郊区的枫丹白露宫。

一个长廊,两个宫殿

亨利二世死后,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s)在法国主持政事。当时,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演变为宗教战争。1572年发生的大屠事件就发生在卢浮宫的院内。在卢浮宫的建设方面,凯瑟琳・德・美第奇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定,她在卢浮宫西侧五百米左右的地方买下了一大片土地,在这之前,这片地上有零星的菜园,闲散的住宅,还有很多瓦片场。凯瑟琳・德・美第奇想要把这块地方改造成一个带大花园的宫殿,和卢浮宫分开,名字叫做“杜乐丽”(Tuileries),就是法语中“瓦片场”的意思。花园包括喷泉、迷宫以及其他的娱乐特征。但是,资金的匮乏使得这个计划没能在凯瑟琳・德・美第奇的有生之年得以实现。今天,从卢浮宫到杜乐丽花园,只需走过金字塔,再穿过小凯门,花园紧靠着塞纳河,是巴黎市中心的后花园。

亨利四世(1399年至1413年在位)即位后,继续对卢浮宫和杜乐丽进行改造,但是和凯瑟琳・德・美第奇的想法不同,亨利四世主张建一条半公里的长廊,把两个宫殿连接起来。这个想法被他称为“大设计”,目的是把卢浮宫和杜乐丽宫联合为欧洲最大的皇家建筑集群。这个想法也不完全是一时脑热,要知道,在当时,卢浮宫其实并没有严格的门护设施,只要象征性的说明身份就可以进去。这要在中国的紫禁城连想都不要想。那时,皇宫大门还没有现代社会一个普通人家的防盗门安全。国王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老百姓的眼皮底下,毫无安全感可言。杜乐丽宫在巴黎城墙外,而卢浮宫在城墙内,通过连接两个宫殿,国王便可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溜出城外。有趣的是,长廊上半部分归国王使用,下半部分设有马圈和皇家印染工厂,还有专门为艺术家留出的住所,能有幸住到长廊里的艺术家都是国王的宠儿。在靠近卢浮宫的另一头,亨利四世设立了一个“古董厅”,专门放置他收藏的雕像。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算是卢浮宫内的第一组“展品”,当然,这些收藏并不是为了给公众欣赏,而是亨利四世的私有财富。 此后,他的儿子路易十三将方形院落扩建了两倍,并在新旧两翼的连接处建造了一个带穹顶的亭子,以女像柱装饰。这种建筑式样后来成为了法国建筑的一个经典范本。

从“机器大厅”

到“艺术殿堂”

路易十四(1643年至1715年在位)的御用建筑师和画家没有停止对“大设计”的推进,他们扩建路易十四和他母亲的房间,使东侧一翼的建筑更加现代化。杜乐丽宫的北侧也相应进行了扩建,使之更加完善。尽人皆知,路易十四本人酷爱各类文艺活动,还是莫里哀的粉丝,热衷观看戏剧表演。他建立了当时最大的礼堂,用于各种戏剧演出,礼堂里存有很多换场景需要的仪器设备,被人们形象地称做“机器大厅”。卢浮宫中收藏的路易十四的画像还有一段罕为人知的趣闻。在当时,由于画像需要摆很长时间的姿势,而路易十四没有那么多时间,于是画家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先画国王的脸,之后国王就可以离开。而画家则再找来一个年轻模特,穿上国王的衣服,摆出同样的姿势,然后花上数天的时间完成创作。时间省了却留下破绽,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画面中的国王面容虽然苍老,却拥有一双年轻男孩的腿。

随着战争的胜利、权力的日益强盛,卢浮宫已经不能满足这位“太阳王”的野心,他需要更多更大的空间,连巴黎都装不下他了。1678年,路易十四决定把政府转移到凡尔赛宫,卢浮宫开始陷入了一种废弃的状态。在一段时间里,它成了一个荒废的建筑工地,一个市中心的红灯区。庭院里挤进了临时的棚屋,小商小贩在庭院的走道上叫卖,一片破败与狼藉。卢浮宫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使命。太阳王路易十四最终决定把他的皇家学院放在这里。这就将卢浮宫的地位又向着知识和艺术方向推进了一步。这些进驻卢浮宫的皇家学院包括法语学院,科学学院,建筑学院以及油画与雕塑学院等。从1737年开始,油画与雕塑学院每年都会在这里展出会员的作品。这些沙龙在欧洲远近闻名,每年都有大量的访客来参观。在一定意义上扮演了欧洲的当代艺术馆的角色。同时,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也都开始兴致勃勃地规划起卢浮宫的未来,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把卢浮宫作为皇家图书馆,皇家剧院,皇家收藏馆,博物馆。“艺术,科学与品位的殿堂”。虽然这些积极的提议都没能立即实现,却第一次明确地把卢浮宫和“博物馆”的概念联系了起来。

博物馆: 君王的还是人民的?

随着1789年法国革命的爆发,政府被迫重新落在巴黎。1792年,武装的巴黎民众蜂拥到杜乐丽宫,法国的君主统治宣告结束。一年之后,卢浮宫第一次对公众开放,这不仅顺应了启蒙主义哲学家在之前所做的设想,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更具有反君主制的政治象征意义:伟大的艺术作品终于被从享有特权的“暴君”们那里解放出来,归属于“人民”。这次公开展览在大长廊举行,本着反奢华、反形式主义的宗旨, 墙壁统一刷成绿色,地板也只铺了很简单的一层。观众可以看到大约六百幅油画作品,基本都来自于皇家收藏。这一时期也是卢浮宫收藏“大爆发”的阶段,神职人员财产的国有化,从逃亡海外贵族手里抢过来的物品以及法国革命在荷兰及意大利的军事行动,很快就丰富了收藏的类别和性质。另外,卢浮宫也成为了艺术家前来临摹和学习的地方,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随着对画作不断地学习,博物馆也逐渐将作品按画派和国家等进行系统分类。拿破仑一世称帝后,曾一度把卢浮宫改名为“拿破仑博物馆”,但随着帝国的倒塌,卢浮宫的藏品很多被迫退还原主。新上任的第二政府迅速出手填补空缺,收购了大量艺术品。1820年收购的《米洛的维纳斯》是一件谜一样的雕塑作品,从被发现到现在一直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 。1824年至1826年,卢浮宫开始纳入了第一批真正的埃及收藏品,希腊和罗马的古董数量也有所增加,同时,在伊拉克豪尔萨巴德(Khorsabad) 的考古发现为卢浮宫带来了亚述文化的宝贵藏品。这股购买收藏品的势头在路易飞利浦的统治下延续,他自己出钱买下了大量的西班牙油画。此外,方形庭院的第二层还新建成了海事博物馆。对于不同领域作品的购买也让卢浮宫的收藏更加多样化,专业范围也更加广泛。

拿破仑三世是法国第一个由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也是第二共和国唯一总统。从1848年到1870年,他的统治长达二十年之久,是大革命之后统治时间最长的政府。从他一开始执政,便开始了对巴黎和其他城市的重整和现代化,拆除中世纪时期混乱窄小的街区,新建下水道体系,拓宽街道,建立公园和广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巴黎市中心的样子以及城市的大体规划,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拿破仑三世和巴黎地方行政长官奥斯曼。除了城市改建,拿破仑三世还雄心勃勃地想要继续完成亨利四世时期就提出的 “大设计”。这个庞大的计划,在权力更迭、战争不断的背景下断断续续,一直没能实现。拿破仑三世按照以前留下来的图纸,开始建造连接卢浮宫和杜乐丽宫的新建筑,重建大长廊,并对其进行内部装潢,使其更加现代。拿破仑三世的装饰风格兼并了历史不同时期的风格,是对权力的赞美、现代化的寓言以及传统艺术的大融合,其装饰性远大于实际意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拿破仑三世想要宣扬专制的权威性,恢复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为了赶在1855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之前完成卢浮宫的外立面,几百个雕塑家被雇来同时在建筑立面上进行雕刻。工人们没日没夜地赶进度,每餐都有人专门送到工地上,以便节省时间,周日还要和教堂协调,以保证工程的继续推进。巴黎最优质的建材被通通垄断,每天夜间送材料的马车吵得附近居民睡不好觉,以至于最后组织者被迫出台了一个方案,保证三个晚上起码有两个不吵到居民。“大设计”终于在拿破仑三世的计划之内完成了。然而,时隔不久,第二共和国战败德国,国王逃到凡尔赛,留下一部分巴黎人民紧守城市,组成临时政府“巴黎公社”。为了表示和王室的对抗,巴黎公社在1871年一把火点燃了杜乐丽宫,烧毁了几个世纪君主的理想。

躲过一劫又一劫

一战时期,卢浮宫的作品被运往法国南部避难。战争结束后,当时的卢浮宫总管亨利・凡尔纳(Henri Verne)建立了一个有雄心又合理的计划,重新整理和架构博物馆的收藏,使展览厅更加现代化。电力设施的配套使博物馆可以在晚上向观众开放,房间被重新分配给博物馆不同的部门,以便参观更有顺序和逻辑,地下通道的开放也使交通更加便利。历史上第一次,卢浮宫有了一个专门为参观者设立的接待处。改进基本设施的另外一个原因,和1911年蒙娜丽莎的失窃有关。当年,曾经在卢浮宫短暂工作的意大利人Vincenzo Perugia 穿着和员工一样的服装,一直藏到闭馆以后偷偷的把《蒙娜丽莎》从画框上摘下来,等到第二天一大早开门以后把画掖在衣服下面,堂而皇之地走了出去,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直到两年以后才重新被找到。这个事件一时间成了媒体和公众热议的焦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卢浮宫当时保安系统的缺乏。然而,凡尔纳的计划还没完全实现就被二战的声打断了。时任卢浮宫馆长的Jacques Jaujard从宣战一开始就筹划起避难方案,约有4000余艺术作品先后被分送至法国乡野的古堡中,以避免遭到轰炸。《蒙娜丽莎》更是先后在欧洲不同国家辗转五处才最终回到巴黎。大幅的画作被层层保护装在卡车上,有的画因为太高,还需要邮政和电力部门配合把电线挑高,以便卡车顺利通过。席里柯创作的《梅杜萨之筏》(The Raft of Medusa)就曾经因为触动电线而造成巴黎大面积停电。这是一项规模庞大、任务艰巨、组织严密的转移。当德国军队攻占巴黎进入卢浮宫后,面对的是早已经撤得一干二净的空房。恼羞成怒的德国人仍旧决定在卢浮宫开展,然而这个没有展品的展览只能让他们显得更加滑稽。

贝聿铭和“金字塔”之争

二战结束后,在密特朗总统的支持下,卢浮宫的建筑被全部用来作为博物馆使用,这个巨大的工程持续了整整12年,直到1993年才完工。当时的卢浮宫,基本设施欠缺,内部陈旧,门可罗雀,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不能同日而语。为了加快卢浮宫现代化的步伐,密特朗总统找到了美籍华人贝聿铭作为建筑设计师。此前,贝聿铭对华盛顿博物馆的翻新项目获得了不小的成功。1984年,贝聿铭公开了他的方案――一个玻璃金字塔。他解释道:“我们需要给卢浮宫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游客接待处,它是慷慨的,有充足的光和空间。”这个设计案在高层会议顺利通过,但也同时掀起了一场文化和政治战役。支持派中包括文化部长,还有很多文艺界的名流,比如画家Pierre Soulages, 导演Patrice Chéreau,以及歌手Serge Gainsbourg。反对派主张保护历史古迹,认为玻璃金字塔的“入侵”会破坏卢浮宫的形象和它的历史象征意义。他们猛烈抨击在卢浮宫安装电梯等现代化设施,认为这样做无异于把卢浮宫比作一个百货商店。还有人提出折中的想法,只保留金字塔的骨架,而不安装玻璃,但被人指做不伦不类。最终,支持派的力量在各种争议之声中推动了项目的进行,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在极大的争议下最终赢得了人心。

如今,卢浮宫每天都会迎来成千上万的游客。然而作为博物馆的历史只是它漫长而丰富经历的一部分。沧海桑田,它目睹了国家之间的战争,法国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宗教之争以及法国大革命,经历了法国改朝换代的起起落落,从军事防御城堡到宫殿,再到如今的公共博物馆,一步步走近,一点点打开,见证了法国从封建王朝君主制一步步走向民主社会的过程。它收藏了一幅幅举世闻名的艺术作品,也浓缩了一千多年错综复杂的法国历史,在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它的模样从来没有停止过改变,在不断的拆除和重建过程中,每一次演变都集中表达了当时社会的“现代化”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卢浮宫的生命一直都是鲜活的。而再过八百年,谁又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模样,还是不是一个博物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绝不会变得无聊或陈旧,因为它总是走在时间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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